厲以寧：中國經濟沒什么大問題 勢頭正在變好

供給側改革重點是加大短板行業投資 可試點職業經理人制度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 GDP同比增長6.9%。這是1990年以來中國全年GDP增速首次跌破7%，達到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定下的“7%左右”的經濟增速目標。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勢頭正在變好，今年會比去年好。因為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形成，且數量也是驚人的。預計中國經濟增速將進一步從7%下降至6.5%，直到以后長期保持5%-6%就行了。

他強調，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加大對短板行業的投資。短板行業如果不加強投資，則創新無從談起，政策層面應該為創新者提供幫助，比如稅收減免、提供空間等。但是，供給側調控不可能短期就見效，結構調整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短板行業要扶植起來，產能過剩行業關停并轉。在此過程中，一定要防止兩點：一是防止失業，二是防止通貨膨脹，只要這兩個指標都不突破可調控范圍，即使增長速度慢一點，也屬于穩扎穩打。

他提出，在新一輪 國企改革 中，可以在處于競爭性行業的國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積極發展職業經理人市場，才能適應第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適應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

新常態下中高速增長新人口紅利正在形成

中國證券報：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在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之后，今年的 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厲以寧：中國經濟沒有什么大問題，我認為勢頭正在變好，今年會比去年好。目前遇到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需要通過改革來改變，而改革必須慢慢來，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因為我們要結構調整、要改變發展方式、要大力培養新的專業人才、熟練技工，這都要經歷較長的過程，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另外，我們還需要創新，包括體制的創新、管理的創新、營銷方式的創新、科技的創新等，同樣需要一個過程。但是，只要我們在這個方向上堅定不移地往前走，保持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能夠重在質量、重在效率，我相信經濟會逐步地、穩定地上來。

而要適應新常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為重要。人類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就是第一產業，農業它在GDP中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就業人數是最多的。第二階段：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占了主要地位，而且占GDP比重最大。第三階段：后工業化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的特點是第三產業占了重要位置。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占GDP的60%-70%，甚至70%以上，而中國目前第三產業的產值超過了51%，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段距離要走。過去中國經濟維持著較高增速增長的原因是處于第二產業，工業化發展階段，而目前中國正面臨工業化階段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因此，經濟增速將進一步從7%下降至6.5%，直到以后長期保持5%-6%就行了。

中國證券報：有觀點認為，人口紅利支撐了中國過去30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而現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走向終結。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接下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又在哪里？

厲以寧：有人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用完了，這句話不準確。舊的人口紅利的確是在消耗過程中，現在勞動力不好找，勞動力成本在上升是因為物價在上升，甚至有經濟學家預言，十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但要知道，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形成。未來，我們不僅會有新的紅利，而且中國的人口多，新人口紅利數量也是驚人的。

新人口紅利有三個來源：一是今天有大量的創業、創新者，他們將成為中國的新人口紅利，上千萬人在創新創業，其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為大的企業家，這就能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二是大量職業技術學校、學院畢業的學生，他們在工作中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將來也有可能進一步提升為熟練技師；三是農民，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民開始學習家庭農場的思路。農民學技術、學管理，這是西方農業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未來要走的路。

還有一點要注意到：就是藍領、白領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沒有了。比如，環衛工人坐在計算機邊上操作，過去憑體力去掃馬路、清垃圾的狀況，現在變成了計算機指揮，運用機械設備去做。

中國證券報：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應如何把握？

厲以寧：我們應該認識到，適應新常態就要適應結構的不斷調整，經濟方式的逐步轉變，這一定要由市場規律來決定。經濟要走市場化的道路，宏觀經濟調控也必須存在，這兩個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轉變。今后宏觀調控的方式要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政府的第一個作用是執法，依法治國。第二個是保持經濟基本穩定。另外，政府的宏觀調控在某種程度上起到引領的作用、規劃的作用，因此，我們對宏觀調控的學習應該是經常性的。

除非在緊急情況下，一般不要采取過大的調控措施。宏觀調控今后應注重微調、預調、定向調。微調就是做輕度的調整；預調是發現問題即將來臨，預先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定向調就是結構性調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有的放矢，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

供給側調控是中期調控重點加大短板行業投資

中國證券報：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今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的發力點在哪里？

厲以寧：經濟運行當中經常考慮供需平衡問題，可以從需求方面調控，也可以從供給方面調控。我們過去強調需求調控為主，現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的調控要并重，不過在調整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雙方的互動。兩側都發力，這屬于一個中期和短期、近期調控的配合，中國需要過這一關。

從需求側調控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收入、貨幣貸款刺激需求，或者用減少財政收入和減少信貸來抑制需求；而供給側調控是中期調控，不是短期就可以見效的。

調供給主要涉及的問題就是結構調整，而結構調整一般有四個方面：第一個調整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一些產業已經落伍了、停滯了，但它們還在消耗原材料、消耗能源。如果不進行調整的話，供給方面的乏力是很難解決的。第二個調整是區域經濟的調整。區域經濟的格局是多年形成的，一定是其中某些方面不利于未來經濟的發展，或是貧富差距擴大影響了消費，所以區域方面的調整是中期的任務。第三個調整是技術結構的調整。因為每個國家的技術結構是不一樣的，比如先進的居少數、中間狀態的多，還有一些落后的，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不能讓更多人失業，也就保存下來了，這種技術結構的調整是必要的。第四個調整是資本結構的調整。人類資本結構的調整，原本是沒有注意到的，后來逐漸受到重視。每個國家的勞動力情況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的，以前是著重在低成本的勞動力，現在必須有新的勞動力，所以供給方面的調整歸根到底就是結構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加大對短板行業的投資。短板行業如果不加強投資，創新則無從談起。而創新是需要不斷實驗的，在實驗過程中面臨各種困難和失敗，所以政策層面應該在這個過程中為創新者提供幫助，比如稅收減免、提供空間等，這對中國來說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發力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有的基礎上，供給側改革還面臨三個不足：第一，資本不足。供給側調控要建新工廠、建高鐵、高速公路 、港口等，這些都需要大量資金，如何籌集是個大問題。第二，公共設施不足。物流、資源開發、土地利用這些都很緊張。第三，熟練工人、技術人才、專業人才不足，這個問題也需要解決，但是短期可能很難解決。

另外，供給側發力也存在難點：若抑制供給，比如關停產能過剩、消耗能源資源過多的企業，會面對安置失業工人、處理閑置廠房等困難；若增加供給，尤其是盲目擴張產能可能會使停產企業由于重新得到貸款又恢復運行，使國內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為了化解產能過剩，我們要關注四點：一是讓產品個性化，二是讓服務人性化，三是把品牌打到國外，四是把消費留在國內。

新一輪 國企改革正當時可試點職業經理人制度

中國證券報：新一輪國企改革已經有了頂層設計方案，提出國企分類并鼓勵選聘職業經理人，采取市場化薪酬。具體應該如何在實踐中落實？

厲以寧：國有企業轉型、改革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國有資本的管理，國有資本的管理專門成立國有資本的基金公司也好、投資公司也好、運行公司也好。高層只管資本怎么運行，目的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二個層次的改革是讓國有企業獨立經營。根據投資情況組成董事會，因為行業不同，國家控股的比例不一樣。你是我的投資者，你派董事組成董事會，以后服從董事會的決議。要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董事會要起作用，還要有職業經理人。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中，可以在處于競爭性行業的國企中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而這就需要從民營經濟中選擇國有企業的經理人。現在國外已經有現成的例子，比如，法國的國企就可以選民營企業家擔任高管，對法國的國企管理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當然，在國企中選聘職業經理人，要將競爭性行業和非競爭性行業區別開，因為非競爭性行業有其特殊性。如果是競爭性國企，完全可以由董事會在市場上選聘合適的、懂業務的、能夠認真負責的人來做總經理。

需要明確的是，不管是從民營企業家隊伍里選聘國企高管，還是在國企內部選聘，一定要取消國企高管的行政級別。因為行政級別實際上妨礙了選拔有用的、有責任感的人才來從事混合所有制國企的管理。在職業經理人的選聘中，對于愿意辭去自己現在的國企高管職務，同時也放棄行政級別，再通過競爭，走上新的國企高管職位的，應該予以充分的鼓勵。

中國證券報：中國應如何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

厲以寧：我認為，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可以試點的。試點總結經驗，慢慢走向成熟，要循序漸進，但是規則一定要有，規則大家都得服從，職業經理人是聘任制、責任制、任期制。職業經理人制度是慢慢在西方推廣開的，這個經驗對我們的民營企業而言也是值得借鑒的，中國的民營企業同樣需要轉型。我在廣東調查民營企業時發現，有的企業家感到企業的產權不清。未來民營企業的轉型必須產權清楚，因為轉型的矛盾往往就出在家屬、成員爭奪產權，這樣的企業搞不好。所以，最后還是需要通過職業經理人制度來解決。職業經理人可以經過考察、推薦、試用，最后職業經理人轉化為合股人，企業就延續下去了。

職業經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一樣拿著自己的簡歷到處上門，中國現在最缺的就是職業經理人市場，這樣就能適應第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也適應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一定要為職業經理人市場做準備，這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所有愿意擔任職業經理人的現有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辭去自己的職務，不再用自己的行政級別來參與職業經理人的競爭。

第二，企業中的經營人員認為自己適合本行業或是適合另一個行業，都可以自己提出申請，通過請咨詢公司或者其他機構撮合介紹。一旦介紹成功，經營人員辭去原來的職務，不再使用原來的行政級別，這就使更多人參與到這個隊伍中來。

第三，要培養大量年輕人。年輕人可能沒有實際經驗，但經驗鍛煉一段時間就有了。因此，年輕人在得到學位一定期限之后，可以加入到職業經理人市場中去來供大家選擇。被選擇以后也不一定就當總經理，可以先開始做總經理助理或其他高管，中間有一個鍛煉的過程。這樣職業經理人的市場就逐漸形成了。

另外，我們還要仿照國外的經驗，在一定時間以后，對職業經理人采取產權激勵制度，把職業經理人變成合伙人。現在我們已經考慮到高管的產權激勵制度，當然需要經過試點。產權激勵制度的提出，實際上是符合現在經濟學中的“共享經濟”原則。無論是物質資本的投入者，無論是人力資本的投入者，都應該參與紅利的分配，這才合理，這也才能調動人力資本投入的積極性。在產權激勵這個問題上，在股權的問題上，不能搞平均主義。中央的政策有一條叫做“崗變股變”——崗位變了，股也就變了，不是終身制的。

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第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第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包括“孫冶方經濟學獎”、“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 )、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因論證倡導我國股份制改革，被尊稱厲股份。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